四 (第2/2页)
儿子们一道为自己陪葬，最后便议定由次子王杰代父应征，一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下来。侥幸保全了志向的王与准从此自号“遁石翁”，以此向导致自己摔伤的那块石头表达由衷且苦涩的谢意。而他对个人选择的解释是：“我倒不是厌恶富贵、喜欢贫贱，而是一来知道自己命薄，二来不忍违背先人的遗愿而已。”
倘若我们不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难免会觉得王与准实在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晋文公烧山以求介子推，刘备三顾茅庐以访诸葛亮，今上如此求贤若渴，正常人总该受一点感动才是。但是，明初所谓求贤真有一种史无前例的做派，大臣叶伯巨有上疏说，朝廷取天下之士，务求竭泽而渔，一个也不能少，有关部门敦促士人上路，如同押解重刑犯一样；但是，求贤求得如此急迫，用贤却用得无比草率，随便给人家一个官职，稍有差池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明史·叶伯巨传》）《草木子》甚至有一种很夸张的记载，说京官每天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等下朝平安回家，就会庆幸自己侥幸又挨过了一天。
士大夫的恐惧源于一种深刻的无奈，严刑峻法倒并不多么可怕，即便法律规定随地吐痰灭九族，并且执法严格，没有半点纰漏，但人们总还晓得该如何趋避，大不了出门时戴上口罩，再打一个死结。最可怕的情形是严刑峻法与法无定法并存，掌权者的自由意志高于一切。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再严苛的自我克制也不能成为避祸全身的保障，非但动辄得咎，甚至得咎之后还往往不明所以。王与准并不是存心特立独行，他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王与准当中的一个。
而且在传统的士大夫操守里，受刑倒在其次，受辱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士大夫对“受辱”给出的标准远较市井百姓高，所以士大夫往往能够体谅市井百姓的“小人喻于利”，市井百姓却往往觉得士大夫的“君子喻于义”纯属矫情。
譬如在富人施粥这种场合，市井百姓为了一碗粥，不在意打躬作揖，说上几十上百句吉祥话，陷于绝境的士人却仅仅因为“嗟来食”三个字掉头而去。朱元璋为有明一代政治风尚所定的基调，偏偏就是“嗟来食”式的。
越是有节操的读书人越是对“出处”二字慎之又慎。出，即出仕做官；处，即退隐山林。出处之道亦称进退之道，出处或进退之间的分寸一旦稍稍拿捏不好，就会给自己招致不必要的屈辱，而这种“白圭之玷”也许一辈子都难以磨去。
《世说新语·排调》记有一则故事：谢安有隐居之志，但终于耐不过朝廷的频繁征召，出山在桓温军中做了司马。当时有人向桓温献药材，其中有远志这味草药。桓温向谢安请教：“这种草药又叫小草，为何同一个东西却有两个名称？”不等谢安发言，正在一旁的郝隆应声答道：“这很好解释：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听了，不禁大有愧色。
郝隆一语双关，谢安纵然是天下苍生众望所归，也因此觉得羞赧，何况是等而下之的人物呢？与王阳明生活年代相若的吴中才子文徵明，年过知命后失志做官，写《感怀》诗自悔，其中便用到郝隆与谢安的这则掌故：“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如果想要保全尊严，不沦为小草受人轻贱，那还是继续留在山里做自己的远志好了。
出处之道自宋代起备受儒者重视，理学要典《近思录》专辟“出处”一章，章首第一条是程颐的一句语录，大意是，贤者即便身处下位，也不可以自荐，凡是自荐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古代的贤者之所以必须等国君以完备的礼数相请才会出仕，并非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不这样的话，就不足以施展作为。
贤者出仕，不是为了高官显爵，而是为了兼济天下。既是为了兼济天下，就必须依托国君足够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国君必须是个尊德乐道并足够信任、重视贤者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收风云际会之功。国君如果只是随便做个礼贤下士的姿态，甚或因为贤者自荐而随便给他安排一个职位，贤者还能期待有什么作为吗？
参照程颐的标准，大明帝国完全是个反面教材——连礼贤下士的姿态都懒得摆一下，赤裸裸地以国威临之，显见得即便贤者甘心出仕，也注定得不到半点重视，遑论收风云际会之功呢？
这应当是王与准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换言之，历代以来，儒者之于帝王，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可以为客，可以为股肱，却绝不可为马仔，其间区别在于尊严之有无。譬如汉代的很多时候，大臣即便有罪当诛，死亡待遇是所谓“盘水加剑”，使者给你一盘清水、一把利剑，让你在室内衣冠端正地自裁，并不因为你有罪便对你横加羞辱。这种“礼”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纵是蒙元帝国，对汉人士大夫也基本保持了来自儒家传统的尊重，以至于元朝覆亡的时候，相当数量的汉人士大夫甘心为之守节。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的诏书，诏书里当然要以政治正确的姿态抨击元朝人才进退的严重弊病，但也坦然承认“前元待士甚优”。（《明史·卷七十》）
明朝却不给士大夫这样的礼遇，为了搜求隐逸，不惜使出扣押家属、搜山海捕的手段，为这样的朝廷效力实在不是正统儒者所能够容忍的事情，但“威武不能屈”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记住手机版网址：wap.966xs.com
儿子们一道为自己陪葬，最后便议定由次子王杰代父应征，一场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下来。侥幸保全了志向的王与准从此自号“遁石翁”，以此向导致自己摔伤的那块石头表达由衷且苦涩的谢意。而他对个人选择的解释是：“我倒不是厌恶富贵、喜欢贫贱，而是一来知道自己命薄，二来不忍违背先人的遗愿而已。”
倘若我们不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难免会觉得王与准实在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晋文公烧山以求介子推，刘备三顾茅庐以访诸葛亮，今上如此求贤若渴，正常人总该受一点感动才是。但是，明初所谓求贤真有一种史无前例的做派，大臣叶伯巨有上疏说，朝廷取天下之士，务求竭泽而渔，一个也不能少，有关部门敦促士人上路，如同押解重刑犯一样；但是，求贤求得如此急迫，用贤却用得无比草率，随便给人家一个官职，稍有差池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明史·叶伯巨传》）《草木子》甚至有一种很夸张的记载，说京官每天上朝前都要与家人诀别，等下朝平安回家，就会庆幸自己侥幸又挨过了一天。
士大夫的恐惧源于一种深刻的无奈，严刑峻法倒并不多么可怕，即便法律规定随地吐痰灭九族，并且执法严格，没有半点纰漏，但人们总还晓得该如何趋避，大不了出门时戴上口罩，再打一个死结。最可怕的情形是严刑峻法与法无定法并存，掌权者的自由意志高于一切。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再严苛的自我克制也不能成为避祸全身的保障，非但动辄得咎，甚至得咎之后还往往不明所以。王与准并不是存心特立独行，他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王与准当中的一个。
而且在传统的士大夫操守里，受刑倒在其次，受辱才是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士大夫对“受辱”给出的标准远较市井百姓高，所以士大夫往往能够体谅市井百姓的“小人喻于利”，市井百姓却往往觉得士大夫的“君子喻于义”纯属矫情。
譬如在富人施粥这种场合，市井百姓为了一碗粥，不在意打躬作揖，说上几十上百句吉祥话，陷于绝境的士人却仅仅因为“嗟来食”三个字掉头而去。朱元璋为有明一代政治风尚所定的基调，偏偏就是“嗟来食”式的。
越是有节操的读书人越是对“出处”二字慎之又慎。出，即出仕做官；处，即退隐山林。出处之道亦称进退之道，出处或进退之间的分寸一旦稍稍拿捏不好，就会给自己招致不必要的屈辱，而这种“白圭之玷”也许一辈子都难以磨去。
《世说新语·排调》记有一则故事：谢安有隐居之志，但终于耐不过朝廷的频繁征召，出山在桓温军中做了司马。当时有人向桓温献药材，其中有远志这味草药。桓温向谢安请教：“这种草药又叫小草，为何同一个东西却有两个名称？”不等谢安发言，正在一旁的郝隆应声答道：“这很好解释：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安听了，不禁大有愧色。
郝隆一语双关，谢安纵然是天下苍生众望所归，也因此觉得羞赧，何况是等而下之的人物呢？与王阳明生活年代相若的吴中才子文徵明，年过知命后失志做官，写《感怀》诗自悔，其中便用到郝隆与谢安的这则掌故：“远志出山成小草，神鱼失水困沙虫。”如果想要保全尊严，不沦为小草受人轻贱，那还是继续留在山里做自己的远志好了。
出处之道自宋代起备受儒者重视，理学要典《近思录》专辟“出处”一章，章首第一条是程颐的一句语录，大意是，贤者即便身处下位，也不可以自荐，凡是自荐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古代的贤者之所以必须等国君以完备的礼数相请才会出仕，并非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不这样的话，就不足以施展作为。
贤者出仕，不是为了高官显爵，而是为了兼济天下。既是为了兼济天下，就必须依托国君足够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国君必须是个尊德乐道并足够信任、重视贤者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收风云际会之功。国君如果只是随便做个礼贤下士的姿态，甚或因为贤者自荐而随便给他安排一个职位，贤者还能期待有什么作为吗？
参照程颐的标准，大明帝国完全是个反面教材——连礼贤下士的姿态都懒得摆一下，赤裸裸地以国威临之，显见得即便贤者甘心出仕，也注定得不到半点重视，遑论收风云际会之功呢？
这应当是王与准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换言之，历代以来，儒者之于帝王，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可以为客，可以为股肱，却绝不可为马仔，其间区别在于尊严之有无。譬如汉代的很多时候，大臣即便有罪当诛，死亡待遇是所谓“盘水加剑”，使者给你一盘清水、一把利剑，让你在室内衣冠端正地自裁，并不因为你有罪便对你横加羞辱。这种“礼”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纵是蒙元帝国，对汉人士大夫也基本保持了来自儒家传统的尊重，以至于元朝覆亡的时候，相当数量的汉人士大夫甘心为之守节。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颁布开科取士的诏书，诏书里当然要以政治正确的姿态抨击元朝人才进退的严重弊病，但也坦然承认“前元待士甚优”。（《明史·卷七十》）
明朝却不给士大夫这样的礼遇，为了搜求隐逸，不惜使出扣押家属、搜山海捕的手段，为这样的朝廷效力实在不是正统儒者所能够容忍的事情，但“威武不能屈”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记住手机版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