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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第1/2页)

        在我们的常识里,知与行显然是两件事情,孰易孰难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绝不可以一概而论。譬如戒烟、减肥,都属于知易行难;一台复杂的机器出了故障,也许只须拧一颗螺丝就可以解决,但到底要拧哪颗螺丝,只有行家里手才能认准,这就属于知难行易。

        再如有人长于理论,有人长于实践;理论家未必是实践家,反之亦然。

        韩非从没有过治理国家的经验,却以一部《韩非子》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基本政治格局;秦王嬴政倘若是阳明心学的信徒,会不会以“知而不行,必非真知”的理由将韩非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呢?今天我们似乎也能够以同样的理由贬损霍金一类的理论物理学家,甚至可以得出更加荒谬的结论:只有经验性的知识才有属于真知的可能。

        嵇康在《养生论》里“预先”反驳过——“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即我们的认知方法有感知和推知两种。试想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自己的祖父,但我们可以很笃定地“推知”祖父的存在。既然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常识,我们便想象得到当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命题的时候,他的听众自然会感到大惑不解。

        当王守仁在文明书院开讲“知行合一”的时候,大弟子徐爱未能与闻,后来从旁人那里晓得了这个命题,却始终无法想通。等到他终于有机会向老师当面请教的时候,凭着和我们一样的常识讲出了心底的疑惑:“如今人人都明白事父当孝、事兄当悌,但很多人偏偏就是不孝不悌,这难道还不说明知与行分别是两件事吗?”

        王守仁的解释颇有几分玄妙:“这只是知行被私欲隔断的缘故,不是知行的本体了。从本体上讲,根本不存在知而不行这回事。所谓知而不行,其实只是不知。”

        王守仁在这里抛出了一个“本体”概念,所谓本体,就是本来面目,今天的读者万不能以西方哲学里的本体论来理解。譬如我们说一面尘封多年的镜子虽然看不出半点光泽,但从本体意义上说,即从它的本来面目上说,它是纤尘不染、光可鉴人的,现下它之所以失去了镜子的功用,是因为本体被灰尘遮蔽了。知行本体与私欲的关系,正是明镜与灰尘的关系。

        私欲云云,原是禅宗与理学的老生常谈。朱熹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要灭的人欲就是这个私欲。在理学的世界里,大略言之,人的天性里属善的部分被划入天理或天命之性的范畴,属恶的部分被划入人欲或气质之性的范畴。

        譬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理,这都是人类天生的善性,是人类最为本质的特性,所以属于天理或天命之性;好勇斗狠、欺善怕恶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但理学家认为圣人没有这种天性,我们凡夫俗子才有,即便在我们凡夫俗子身上,这些恶的天性也不是最本质的,而只是次一级的属性罢了,是人欲、私欲或气质之性。既然后者能遮蔽最本质的善性,人们当然也可以通过后天修养洗净这些恶的浮尘,显露出最本质的善性。儒家是持性善论的,作为新儒家的理学家就是用这种思路来解释性善的人为什么会有恶性。

        在是否应该“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王守仁和朱熹没有半点分歧,他们的分歧只是方法或途径上的。

        的著名卷首语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如果请王守仁就天理和人欲的角度解释这句话,他会说“理一而已,人欲则有万其殊”(《约斋说》),即天理只有一个,人欲五花八门。

        于是,基于唯一天理而相处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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