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第2/2页)
法：凡是复杂的说法，他会删繁就简；凡是成对的概念，他会合二为一。阳明后学不可避免地兴起反智主义浪潮，以至于被批评者讥讽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心怀宽厚的学者每每将这些所谓的“流弊”归罪于王守仁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身上——当然，“为贤者讳”是一种来自儒家传统的美德，但如果可以抛开感情成分的话，我们必须承认王守仁对反智主义有着极其明确的主张以及一套足以自洽的逻辑。
让我们设想一个理想国，王守仁就是这个国家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在那里他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化主张。焚书显然是一件首要事务。在较严苛的标准下，我相信存世著作的总字数大约不会超过一万。文学趣味会受到最严厉的压制，任何新颖的思想即便不会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至少没机会得到有效的传播。
如果标准更严苛一些的话，全世界值得传承的文字只消一句话便够。
曾经有人批评陆九渊，说他的全部学术只是信奉孟子的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的回答简单直截：“诚然。”
从内心入手，立乎其大，只抓纲领性的问题，自然就会纲举目张，一通百通。王守仁的立言宗旨与陆九渊如出一辙，如果算上必要的辅助说明性的文字，两三千字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今天恐怕很少有智力健全的人会认同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我们知道哪怕仅仅是道德问题也远不是千言万语所能说尽或说清的。道德即便像王守仁所说的那样需要求之于心，表现为自我修养，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道德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便无所谓道德，换言之，对于在荒岛独自求生的鲁滨孙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的，只有当“星期五”出现之后，道德问题才随之发生。所以在今天显而易见的是，道德，或王守仁所谓的天理，其根源只在人际关系上，而不在任何人的心里。
当然，王守仁会认为我这样的说法属于“义外”，是告子异端的居心险恶的升级版。
王守仁正因为太拘泥于内外之别，这才导致问错了问题，而错误的问题又导向了错误的答案。他追问“孝”要到哪里去求，是到父亲身上去求吗？不，这是“义外”，“孝”不在父亲身上，而只应到我们心底去求。在王守仁看来，“孝”只可能存在于两个地方，要么在父亲身上（义外），要么在自己心里（义内）。他不曾想到的是，道德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所以还存在着第三个选项：“孝”既不在父亲身上，也不在我的心里，而是存在于我和父亲的关系里。
更为“义外”的是，道德问题既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就必然会随着客观知识而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一度相信女人的性高潮是导致受孕的一项要素，于是，因强奸而受孕的女人就会顺理成章地遭到正义的唾骂。如果唾骂者当中有一位是王守仁的弟子，无论他怎样求之于心，他心中的天理都会告诉他这样一个正确答案：“这女人是个荡妇！”
是的，王守仁所谓的天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社会习俗内化在我们心中的行为守则。我们不妨参照孙悟空的一生：他头上的紧箍就是社会习俗的制约力量，对他每一个恣意而为、触犯习俗的举动施加惩罚，久而久之，他终于修成正果，紧箍消失了——确切地说，是头上的紧箍内化为他心里的紧箍，从此他的任何“恣意而为”天然地都会囿于社会习俗的规范之内，不会有任何出格的念头，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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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凡是复杂的说法，他会删繁就简；凡是成对的概念，他会合二为一。阳明后学不可避免地兴起反智主义浪潮，以至于被批评者讥讽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心怀宽厚的学者每每将这些所谓的“流弊”归罪于王守仁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身上——当然，“为贤者讳”是一种来自儒家传统的美德，但如果可以抛开感情成分的话，我们必须承认王守仁对反智主义有着极其明确的主张以及一套足以自洽的逻辑。
让我们设想一个理想国，王守仁就是这个国家柏拉图意义上的哲人王，在那里他将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化主张。焚书显然是一件首要事务。在较严苛的标准下，我相信存世著作的总字数大约不会超过一万。文学趣味会受到最严厉的压制，任何新颖的思想即便不会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至少没机会得到有效的传播。
如果标准更严苛一些的话，全世界值得传承的文字只消一句话便够。
曾经有人批评陆九渊，说他的全部学术只是信奉孟子的一句话：“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的回答简单直截：“诚然。”
从内心入手，立乎其大，只抓纲领性的问题，自然就会纲举目张，一通百通。王守仁的立言宗旨与陆九渊如出一辙，如果算上必要的辅助说明性的文字，两三千字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今天恐怕很少有智力健全的人会认同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我们知道哪怕仅仅是道德问题也远不是千言万语所能说尽或说清的。道德即便像王守仁所说的那样需要求之于心，表现为自我修养，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道德归根结底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便无所谓道德，换言之，对于在荒岛独自求生的鲁滨孙来说是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的，只有当“星期五”出现之后，道德问题才随之发生。所以在今天显而易见的是，道德，或王守仁所谓的天理，其根源只在人际关系上，而不在任何人的心里。
当然，王守仁会认为我这样的说法属于“义外”，是告子异端的居心险恶的升级版。
王守仁正因为太拘泥于内外之别，这才导致问错了问题，而错误的问题又导向了错误的答案。他追问“孝”要到哪里去求，是到父亲身上去求吗？不，这是“义外”，“孝”不在父亲身上，而只应到我们心底去求。在王守仁看来，“孝”只可能存在于两个地方，要么在父亲身上（义外），要么在自己心里（义内）。他不曾想到的是，道德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所以还存在着第三个选项：“孝”既不在父亲身上，也不在我的心里，而是存在于我和父亲的关系里。
更为“义外”的是，道德问题既是人际关系的衍生物，就必然会随着客观知识而变化。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国人一度相信女人的性高潮是导致受孕的一项要素，于是，因强奸而受孕的女人就会顺理成章地遭到正义的唾骂。如果唾骂者当中有一位是王守仁的弟子，无论他怎样求之于心，他心中的天理都会告诉他这样一个正确答案：“这女人是个荡妇！”
是的，王守仁所谓的天理，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社会习俗内化在我们心中的行为守则。我们不妨参照孙悟空的一生：他头上的紧箍就是社会习俗的制约力量，对他每一个恣意而为、触犯习俗的举动施加惩罚，久而久之，他终于修成正果，紧箍消失了——确切地说，是头上的紧箍内化为他心里的紧箍，从此他的任何“恣意而为”天然地都会囿于社会习俗的规范之内，不会有任何出格的念头，这也就是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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