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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第2/2页)

那么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善恶只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是由风俗形成的,而且善恶的标准总是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在竹子之类的东西上肯定找不出善的成分。同样,善恶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不是我们的先天特质,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给我们的。所以,探究善恶问题,只能从社会结构上着手,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手段。

        当然,古人没有这样的见识,朱熹和王守仁都相信至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预设,而人之所以有恶,首先是因为气禀的差异,正如人天生便有智力差异和形体健全程度的差异一样,其次是因为私欲的遮蔽,因为感官受到外物的不良诱惑所致。

        至善既然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这些被私欲遮蔽了至善的人又该怎样认识到它呢?朱熹的经典方法是,不断去穷究一事一物背后的至理,由积少成多而触类旁通,最后豁然贯通,洞见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这是一种很有自然科学方法论色彩的见识,但是,“至善”到哪里去了?

        朱熹果然还有另外的说法:终极真理不仅仅是客观的实然规律,更是应然的道德导向。格物,便是对一事一物所蕴含的道理穷究不已,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譬如格一下皇帝,就会发现做皇帝应当以仁为极致,为何如此呢,是因为……;再如格一下臣子,就会发现做臣子应当以敬为极致,为何如此呢,是因为……。于是皇帝之仁、臣子之敬,乃至我们每个人心中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这一切穷究到底的话,都是天理彰。如果每个人都由格物致知的功夫达到这样的认识,即每个人都摆脱了私欲,一言一行都依据天理,世界该何等有序、何等美好!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朱熹哲学的模糊性:他所谓的格物致知如果仅仅针对客观世界的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今天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无论在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的,然而朱熹偏偏要引入道德价值,于是情形就近似于牛顿当时所做的事情:他发现了宇宙万物之所以如此运转的基本力学原理,因此证明上帝作为“第一推动”的存在,相应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道德意义。

        我们能够想象,用朱熹的方法格竹子确实能够格出一些生物学上的客观知识,但确实格不出任何道德意义来。而王守仁是从纯然的道德意义上理解朱熹版格物致知的,格竹子竟然格不出道德的所以然来,这当然会让他恼火。从这个角度上,王守仁对朱熹发出的质疑也确实是很有力的,朱熹的那套办法纯属“义外”,竹子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推而广之,万事万物又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一切道德价值都存在于人心,只是会表现在人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上罢了。所以,寻求天理,或者说寻求至善,唯一的途径便是反求诸己,从自己的内心去体认,一切向外的路都是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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