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第2/2页)
贤，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你具体的方法吗？”（《赠周莹归省序》）
所以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晓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所以他现在读书与将来的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孔子有一句名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即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这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于是问题是，如果将一位“下愚”替换为周莹的角色，他该怎么知行合一呢？——王守仁的回答很直接：“上智和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意即“立志”无论对谁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最笨的人只要立志够坚，也一样可以做到。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一定要和他对“立志”的强调结合来看，这个关键是为很多人所忽视的。如果缺少“立志”，“知行合一”就会变成一个绝顶荒谬的命题。
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和徐爱的对话，王守仁解释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要明白这层意思，那么哪怕只说一个知，也自然包含了行；只说一个行，也自然包含了知。”
如果我们不考虑“立志”这个要素，那么依照上述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出生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出生的结束，所以“生死合一”，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薛定谔的猫总是让那些缺乏概率意识的人感到玄妙莫测，以上这段说辞同样可以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大惑不解。
至于古圣先贤为什么都将“知”和“行”分开来说，王守仁并不认为这是出于常识的考虑，而是体现了古人是何等用心良苦：“古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世间有意中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会思考和反省，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个知，这样他们才能行得正；又有一种人，整日只是耽于空想，全不去躬行实践，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一个行，这样他们才能知得真。所以分说知、行，只是古人不得已而补偏救弊的说法。”
此前王守仁之所以要将自己证悟的心得一一验之儒家经典，待席书等人前来切磋讨论，自己也要在典籍里寻求验证，这一切的缘故，只因为在王守仁看来，所谓“知行合一”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早早藏在古圣先贤的话语之中，只是后人没有细加发掘罢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正是我在《隐公元年》里分析过的圆谎式的弥合方法，总少不得要有几分牵强附会的本领。
让我们顺着王守仁的思路，既然古人本着补偏救弊的初衷，继续补偏救弊下去岂不是好，又何必要强调“知行合一”呢？答案是，因为现在又出现新的偏和弊了，有些人总要等到知得真了才去做行的功夫，结果终身不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终身不知。
王守仁毕竟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庄子·则阳》有一段议论，说贤人蘧伯玉行年六十，每每曾以为对的后来却认为不对；天地万物复杂莫测，人们只晓得重视已知的东西，却不晓得凭借无知而知的道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庄子这番话实在再高明不过，政治学、经济学所仰赖的正是无知之知。譬如市场经济原理、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英国政治传统里与大陆理性主义相悖的经验主义，莫不如此。即便只是在个体的人生里，“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对今天的已知不必奉为圭臬，不妨抱几分审慎存疑的心态，毕竟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无论它到底是什么，都不会是终极真理。
王守仁却不这样看。他所关注的仅仅是道德，所以他的理由只要能在道德层面上说通几分也就足够了；他生活在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相信儒家经典就是终极真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孝悌之道既是终极真理，而且明白易行，审慎、存疑根本无从说起，将孝悌之道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也就是了，只有做到了孝悌才是真知孝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任何人都可以一言而悟；凡是心存疑虑的人，都是被前人的观点拘束得太久。
王守仁绝不拘泥于文字，只要领会了古人为何将知行分说，那么说“知行合一”也罢，说知行分离也罢，都无所谓，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那么就算接受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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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你具体的方法吗？”（《赠周莹归省序》）
所以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分离、何为知行合一，最要紧的指标其实是“立志”。只要志向坚定，有百折不挠的决心，那么哪怕一个人只读书、不实践，我们也不该说他知而不行，而是会晓得他现在读书一定是在为将来的实践做充足的准备，所以他现在读书与将来的实践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知行合一。
孔子有一句名言——“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意即最聪明的人和最笨的人是不会改变的。这话很符合我们的常识，于是问题是，如果将一位“下愚”替换为周莹的角色，他该怎么知行合一呢？——王守仁的回答很直接：“上智和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意即“立志”无论对谁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最笨的人只要立志够坚，也一样可以做到。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一定要和他对“立志”的强调结合来看，这个关键是为很多人所忽视的。如果缺少“立志”，“知行合一”就会变成一个绝顶荒谬的命题。
让我们回到王守仁和徐爱的对话，王守仁解释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要明白这层意思，那么哪怕只说一个知，也自然包含了行；只说一个行，也自然包含了知。”
如果我们不考虑“立志”这个要素，那么依照上述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出生是死亡的开始，死亡是出生的结束，所以“生死合一”，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薛定谔的猫总是让那些缺乏概率意识的人感到玄妙莫测，以上这段说辞同样可以使那些缺乏逻辑训练的人大惑不解。
至于古圣先贤为什么都将“知”和“行”分开来说，王守仁并不认为这是出于常识的考虑，而是体现了古人是何等用心良苦：“古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世间有意中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会思考和反省，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个知，这样他们才能行得正；又有一种人，整日只是耽于空想，全不去躬行实践，所以才要对他们说一个行，这样他们才能知得真。所以分说知、行，只是古人不得已而补偏救弊的说法。”
此前王守仁之所以要将自己证悟的心得一一验之儒家经典，待席书等人前来切磋讨论，自己也要在典籍里寻求验证，这一切的缘故，只因为在王守仁看来，所谓“知行合一”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早早藏在古圣先贤的话语之中，只是后人没有细加发掘罢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正是我在《隐公元年》里分析过的圆谎式的弥合方法，总少不得要有几分牵强附会的本领。
让我们顺着王守仁的思路，既然古人本着补偏救弊的初衷，继续补偏救弊下去岂不是好，又何必要强调“知行合一”呢？答案是，因为现在又出现新的偏和弊了，有些人总要等到知得真了才去做行的功夫，结果终身不行，这自然也就意味着终身不知。
王守仁毕竟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庄子·则阳》有一段议论，说贤人蘧伯玉行年六十，每每曾以为对的后来却认为不对；天地万物复杂莫测，人们只晓得重视已知的东西，却不晓得凭借无知而知的道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庄子这番话实在再高明不过，政治学、经济学所仰赖的正是无知之知。譬如市场经济原理、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英国政治传统里与大陆理性主义相悖的经验主义，莫不如此。即便只是在个体的人生里，“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对今天的已知不必奉为圭臬，不妨抱几分审慎存疑的心态，毕竟我们今天所信奉的，无论它到底是什么，都不会是终极真理。
王守仁却不这样看。他所关注的仅仅是道德，所以他的理由只要能在道德层面上说通几分也就足够了；他生活在价值一元化的时代，他相信儒家经典就是终极真理。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孝悌之道既是终极真理，而且明白易行，审慎、存疑根本无从说起，将孝悌之道不打折扣地付诸实施也就是了，只有做到了孝悌才是真知孝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任何人都可以一言而悟；凡是心存疑虑的人，都是被前人的观点拘束得太久。
王守仁绝不拘泥于文字，只要领会了古人为何将知行分说，那么说“知行合一”也罢，说知行分离也罢，都无所谓，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意思；如果不明白其中的“所以然”，那么就算接受了“知行合一”的说法，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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