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1/2页)
辞官不果，王守仁以副右都御史衔继续巡抚南、赣、汀、漳，而既然“山中贼”已破，接下来就展开一场剿灭“心中贼”的伟大事业了。当然，要剿灭的不是自己的“心中贼”，而是当地百姓的。儒家地方官既然是所谓“父母官”，便自然要承担起“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用孔子的说法，对平民百姓应当养之、富之、教之。
如何养之、富之，这倒不如想象中那样困难。儒、法两家都相信百姓的生活福祉取决于统治者的管理水平，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统治者“管得好”的结果，而是“放任不管”的结果。道家早早看到了经济规律的这一真谛，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政府不要干涉民间，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惩罚一下坏人坏事也就够了。
而儒家的原则是要干涉，要管理，但这一切都要有分寸才好。分寸究竟定在哪里呢？统治者只要怀有仁爱之心，自然会找到正确的分寸，至少不会横征暴敛。王守仁班师途中有一首《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就是上述儒家精神的概括：
百里妖氛一战清，万峰雷雨洗回兵。
未能干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
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
诗意是说，虽然打胜了仗，但赢得不够光彩，所以愧对父老乡亲的厚爱。怎样才能赢得光彩呢？那就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儒家圣人大舜做出过榜样，手执盾牌和战斧，舞蹈一番，就降服了叛乱的三苗。用军队解决叛乱绝不是好办法，搞好内政才是最要紧的。我不愿意为这点功劳而封侯受赏，只希望朝廷能够减免百姓的负担，不要再横征暴敛了吧！
如何教育百姓，儒家和法家执一词。法家提倡“以吏为师”，所谓吏，特指法官、法吏，他们肩负着普法教育的职责，要使每一位国家子民熟知法律条文，知晓触犯某一条法律之后会遭到怎样的惩罚。
法律的条文化和公开化始于春秋时代，当时引起过很严重的争议，反对者相信世道人心的败坏必从此始。（这是我在《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一书中详加辨析过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朱元璋搞过法家这一套，这也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不愿与明政府合作的原因之一。
儒家推崇的是宗法亲情模式，不喜欢冷冰冰的、毫无弹性的法律条文。儒家所谓“教之”，是如父母教育孩子那样。平民百姓无知无识，是一种介于人类和禽兽之间的物种（小孩子其实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文明开化，才能使他们耻于作恶而一心向善；不教他们如何打官司，而教他们不去打官司。以实际情形言之，只有剿灭了他们的“心中贼”，他们就算再怎么忍饥挨饿受压迫，也不会去做“山中贼”了。
以政治的技术层面论，“破山中贼”为治标，“破心中贼”为治本，治本之道在于移风易俗、统一意识形态。王守仁颁布《告谕》，务求家喻户晓：
这份《告谕》最着重的地方就是严禁奢靡，提倡节俭。我们看一部《二十四史》，同样纲领的告谕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繁不胜繁，显见得世人的逐利之心永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统治者之所以总是将移风易俗当作一项核心政治目标，原因正是王守仁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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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官不果，王守仁以副右都御史衔继续巡抚南、赣、汀、漳，而既然“山中贼”已破，接下来就展开一场剿灭“心中贼”的伟大事业了。当然，要剿灭的不是自己的“心中贼”，而是当地百姓的。儒家地方官既然是所谓“父母官”，便自然要承担起“养不教，父之过”的责任，用孔子的说法，对平民百姓应当养之、富之、教之。
如何养之、富之，这倒不如想象中那样困难。儒、法两家都相信百姓的生活福祉取决于统治者的管理水平，然而事实上，经济发展往往不是统治者“管得好”的结果，而是“放任不管”的结果。道家早早看到了经济规律的这一真谛，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政府不要干涉民间，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惩罚一下坏人坏事也就够了。
而儒家的原则是要干涉，要管理，但这一切都要有分寸才好。分寸究竟定在哪里呢？统治者只要怀有仁爱之心，自然会找到正确的分寸，至少不会横征暴敛。王守仁班师途中有一首《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就是上述儒家精神的概括：
百里妖氛一战清，万峰雷雨洗回兵。
未能干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
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
诗意是说，虽然打胜了仗，但赢得不够光彩，所以愧对父老乡亲的厚爱。怎样才能赢得光彩呢？那就是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儒家圣人大舜做出过榜样，手执盾牌和战斧，舞蹈一番，就降服了叛乱的三苗。用军队解决叛乱绝不是好办法，搞好内政才是最要紧的。我不愿意为这点功劳而封侯受赏，只希望朝廷能够减免百姓的负担，不要再横征暴敛了吧！
如何教育百姓，儒家和法家执一词。法家提倡“以吏为师”，所谓吏，特指法官、法吏，他们肩负着普法教育的职责，要使每一位国家子民熟知法律条文，知晓触犯某一条法律之后会遭到怎样的惩罚。
法律的条文化和公开化始于春秋时代，当时引起过很严重的争议，反对者相信世道人心的败坏必从此始。（这是我在《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一书中详加辨析过的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朱元璋搞过法家这一套，这也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不愿与明政府合作的原因之一。
儒家推崇的是宗法亲情模式，不喜欢冷冰冰的、毫无弹性的法律条文。儒家所谓“教之”，是如父母教育孩子那样。平民百姓无知无识，是一种介于人类和禽兽之间的物种（小孩子其实正是这样），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他们文明开化，才能使他们耻于作恶而一心向善；不教他们如何打官司，而教他们不去打官司。以实际情形言之，只有剿灭了他们的“心中贼”，他们就算再怎么忍饥挨饿受压迫，也不会去做“山中贼”了。
以政治的技术层面论，“破山中贼”为治标，“破心中贼”为治本，治本之道在于移风易俗、统一意识形态。王守仁颁布《告谕》，务求家喻户晓：
这份《告谕》最着重的地方就是严禁奢靡，提倡节俭。我们看一部《二十四史》，同样纲领的告谕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繁不胜繁，显见得世人的逐利之心永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统治者之所以总是将移风易俗当作一项核心政治目标，原因正是王守仁开宗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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