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2/2页)
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迩，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归纳一下这篇文章的几个要点：
1. 儒学自从二程、朱熹以后，师友之道不复存在，儒家经典也沦为应试工具。一言以蔽之，儒学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2. 复兴儒学以立志为先，有志者事竟成。
3. 自己从求学伊始便渴求知音，但志同道合的人寥寥无几。
4. 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来做自我宽慰，用使命感来增强自己应对困难的信心。
5. 最后叮嘱三名弟子去北京见湛若水，可见王守仁此时对湛若水的推崇。
全文核心之核心便是流露出一种极尽孤独的使命感，觉得全世界都对自己或为难或冷漠——这是孔子、孟子都曾有过的特殊心态——大道衰微，古风无存，谁来弘扬大道，谁来存续古风，答案自然是孟子那句“舍我其谁”。
将逆境的缘故道德化，这是一种既行之有效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机制。正如我们看到昔日的同学飞黄腾达，而自己依然做着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时，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告诉自己，我们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兴趣或某种强烈的道德驱动力才选择了这份工作，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区别于那些因唯利是图而面目可憎的人。我们的逆境愈是煎熬，道德解释力便愈是强大。
诚然，强大的使命感是逆境中最有效的兴奋剂。我们不妨检点一下历代知识分子在相似处境下的生存方略：屈原、贾谊是一类，因忠见斥，因才遭忌，在自怨自艾中一发而不可收拾。王守仁在贬谪的路上取道沅、湘，写有一篇《吊屈平赋》，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垒块，但怨气就这样以文辞发泄出来了，人并不曾真的步上屈原、贾谊的后尘。苏轼是另一类，天性豁达，万事全想得开，到哪里都不失名士派头，当然，宋代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较明代高，这也是苏轼得以极尽放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客观原因。在性格、气质上，王守仁与苏轼可谓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前者以拙胜，后者以巧胜，苏轼的心灵鸡汤王守仁是注定喝不来的。第三类是许许多多通晓人情世故的凡夫俗子，其实只要对官场规则够通透，就会知道权力博弈难免起伏不定，既然“朝中有人”，一时失势后总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死灰复燃。
但王守仁显然不是凡夫俗子，人情世故于他而言只是小人伎俩，既不在意，亦不必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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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举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为予憾；三子亦无喜于其得举，而方且憾于其去予也。漆雕开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欤？曾点志于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与之，斯予与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欤？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三子则焉往而非学矣，而予终寡于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潜刚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焉往而非学矣。苟三子之学成，虽不吾迩，其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归纳一下这篇文章的几个要点：
1. 儒学自从二程、朱熹以后，师友之道不复存在，儒家经典也沦为应试工具。一言以蔽之，儒学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2. 复兴儒学以立志为先，有志者事竟成。
3. 自己从求学伊始便渴求知音，但志同道合的人寥寥无几。
4. 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话来做自我宽慰，用使命感来增强自己应对困难的信心。
5. 最后叮嘱三名弟子去北京见湛若水，可见王守仁此时对湛若水的推崇。
全文核心之核心便是流露出一种极尽孤独的使命感，觉得全世界都对自己或为难或冷漠——这是孔子、孟子都曾有过的特殊心态——大道衰微，古风无存，谁来弘扬大道，谁来存续古风，答案自然是孟子那句“舍我其谁”。
将逆境的缘故道德化，这是一种既行之有效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机制。正如我们看到昔日的同学飞黄腾达，而自己依然做着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时，我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告诉自己，我们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兴趣或某种强烈的道德驱动力才选择了这份工作，正是这样的选择使我们区别于那些因唯利是图而面目可憎的人。我们的逆境愈是煎熬，道德解释力便愈是强大。
诚然，强大的使命感是逆境中最有效的兴奋剂。我们不妨检点一下历代知识分子在相似处境下的生存方略：屈原、贾谊是一类，因忠见斥，因才遭忌，在自怨自艾中一发而不可收拾。王守仁在贬谪的路上取道沅、湘，写有一篇《吊屈平赋》，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垒块，但怨气就这样以文辞发泄出来了，人并不曾真的步上屈原、贾谊的后尘。苏轼是另一类，天性豁达，万事全想得开，到哪里都不失名士派头，当然，宋代社会的文明程度远较明代高，这也是苏轼得以极尽放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客观原因。在性格、气质上，王守仁与苏轼可谓截然相反的两类人，前者以拙胜，后者以巧胜，苏轼的心灵鸡汤王守仁是注定喝不来的。第三类是许许多多通晓人情世故的凡夫俗子，其实只要对官场规则够通透，就会知道权力博弈难免起伏不定，既然“朝中有人”，一时失势后总有很大的概率可以死灰复燃。
但王守仁显然不是凡夫俗子，人情世故于他而言只是小人伎俩，既不在意，亦不必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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