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第2/2页)
真的苦大仇深似的，我就准备审一审看，结果消息一出，赶来告状的一下子就有好几千人！我一看状纸，基本都是胡说八道，你们这些老百姓也太过分了吧？所以呢，以后别来找我打官司了，如果真有人神共愤的深冤大恨，迟早都会彰显的，到时候再来处置也就是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们不留情面！”
接下来，告谕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庐陵疫病流行，百姓害怕传染，不敢接近病人，导致很多人一旦染上疫病，便会落入自生自灭的境地。王守仁的意见是：“你们这些无知百姓啊，胡乱相信传染的谣言，以至于病人往往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没人照顾而饿死的。治病救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诸父老以孝悌之道劝告子弟，大家都来认真照顾生病的亲人。做得好的人，本官会亲自登门拜访。如果有家贫买不起药的，政府负担药费。”
第三个问题：公差下去办事，倘若手续不全或有非分要求，百姓可以将他们绑到县衙发落；但如果人家手续完整、安分守法，却受到辱骂、刁难，只要被我查出，一定严惩不贷！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官民矛盾太深，民间怨气太重。确实在正德年间，各地民变愈演愈烈，民怨很容易就会演变为民变。
第四个问题：上级长官向民间借办银两，即各项摊派，导致民情激愤，前述《庐陵县公移》正是一例。王守仁并没有公然声讨摊派的不对，而是站在父母官的立场做劝导说：“摊派确实不是正法，只是上级长官为了应急而行的无奈之举。上官有了急难，你们做百姓的也应该积极想办法才对，哪能忍心坐视呢？还有人谩骂攻讦，这实在过分了！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做长官当然该有这样的自我要求，但保全自身与妻儿之心也属人之常情啊。官也是人，你们这些老百姓不要对长官责望太过。难道我不愿意让你们安居乐业吗，难道我愿意搞各种摊派来难为你们吗？这都是时也，势也，我也是不得已啊！如今急难已过，我绝无再向你们追讨索求之理，如果有人要到你们头上，那一定是奸伪之徒打着我的旗号谋求私利。从今以后，再遇到下乡征收钱粮的，你们尽管带着他来县衙找我，我自有办法处置，你们可不能自己闹起事端来啊！”
第五个问题：治安。庐陵县内盗匪横行，政府无能为力，民间亦无防盗之法，王守仁因此推出了保甲制度：城内以十家为一个单位，称为甲；乡村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称为保。每甲每保，平时要讲信修睦，和谐共处，一旦有寇盗侵犯，务必互相救援。
这种制度源于管仲，使民、兵一体，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单位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左邻右舍，熟悉程度高，协同能力强，齐桓公以此称霸诸侯。及至战国，商鞅变法在秦国施行了加强版的保甲制度，极大化了行政效率和作战能力。
以今天的概念来说，王守仁的保甲制度近乎一种民兵制，由政府协调，由民间自组，是一种权变应急的办法。不难想见的是，这种民间武装组织一定会招来皇帝的忌惮。幸而武宗是个顽童，幸而北京的高层权力斗争正如火如荼。后来王守仁领兵平乱，严行保甲，正是与庐陵知县的这段经历一脉相承的。
第六个问题：钱粮征收。文章所谓“水次兑运”，属于明代漕运术语。大运河是钱粮运转的交通命脉，沿河重镇设有粮仓，称为水次仓。里长、粮长需要协调百姓运粮储仓，但这件事过于耗损民力，后来制度有了改变，百姓负担运粮储仓的费用，由卫所官军代劳，称为兑运。运送钱粮是关乎地方官业绩的头等大事，过程中又少不得各种吃拿卡要，以至于里长、粮长每每视之为畏途。王守仁要在卫所军官和里长、粮长之间协调，让前者不苛求，后者不拖延，倘若后者再有拖延，那就严惩不贷了。
第七个问题：防火。亢旱天气，火灾流行，王守仁讲到自己昨天才视察了一处火灾现场，见失火者千余家，触目惊心。那么防火的办法，一要务虚，根据天人感应理论，王守仁斋戒沐浴，多做自我批评，暂停钱粮催征，赦免只犯了轻罪的囚犯，拜托山川社稷神灵高抬贵手，还请当地百姓平心静气别再打官司，免得心火助长烈焰。二要务实，火灾之所以容易蔓延，是居住密度过大的缘故，有人建议道路两边的民居各自退地五尺，连在一起的房屋各自退地一尺，这是个好办法。“但你们这些老百姓一向只顾蝇头小利，没有长远眼光，肯定不会有主动退地的自觉性。现在我跟你们约定，凡南北夹道的房屋，各自退地三尺，让宽街面；凡东西相连的房屋，每间让地二寸；每间屋出银一钱，作为在边巷筑防火墙的费用；沿街的房屋，高度不得超过一丈五六，厢楼不得超过二丈一二，违者必罚！”
这样一件事大体相当于今天城管拆除违建，怎么看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老百姓真的如此短视，不晓得过度密集的木结构建筑在火灾中的幸存几率微乎其微吗？症结其实在于，即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远见，都知道火灾风险的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仍然是见缝插针——因为你退让了，退让出来的土地只会被旁人侵占，你平白损失了居住面积，火灾的隐患却丝毫没有降低。
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远见，为什么还会是这个结果呢？这就好比今天面对高房价，人人都知道只要所有人坚持三年都不买房，房价必降，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再如在一家蛀虫横行的企业，每只蛀虫都知道，如果大家再这样损公肥私下去，企业一定会垮，到时候自己不但黑色收益落空，就连白色收益也一道损失了。即便这样，他们非但不会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争取在大厦倾覆之前为自己多捞取一点好处。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非但不出于愚蠢，反而恰恰都是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抉择。
我们当然不能以博弈论思维要求王守仁，但是，让全县百姓人人拆房退地，可想而知，最后会由政府出面强拆，那时候会不会激起民变，政府有没有这份人力物力……每个环节都让人疑虑丛生。
第八个问题：调解军户和民户的纠纷。明代军制是卫所制，重要地点设卫，次要地点设所，军人另立户籍，世袭为军。所以明代户籍主要分为军籍、民籍、匠籍三种，军籍隶属于都督府，民籍隶属于户部，匠籍隶属于工部。尽管户籍各有隶属，但现实生活往往交叉。这次在庐陵县，军户和民户发生了纠纷，民户告到县衙，说军户常常欺压民户，政府实在有必要抑军扶民。
这类纠纷不论孰是孰非，都会很让地方官为难。王守仁以宣传教育为主，说了许多军民一家的道理，又讲到军户的负担其实比民户更重，生计更艰，请民户多多体谅，不要搞到这般对立的地步。
这些政策究竟收效如何呢？告谕的最后一段给出线索：“本官到任将近七个月了，身体一直不好，没能为你等百姓兴利除弊，中间还迫于局势，没少因为催粮催钱的事情打扰你们，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我马上就要进京朝觐了，来回大约需要半年，也不一定回来，所以就拜托本县父老好好训诫子弟，别再动不动打官司了，亲善和睦地过日子多好！”
这份告谕至少使我们知道，知县的工作何其烦琐，又何其无奈，种种具体事务并不是靠着一颗悟道之心就能够应付裕如的。退一步说，就算知县大人一举一动都能安心，但县里能不能太平、百姓能不能满意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据《年谱》的说法，王守仁治庐陵县当真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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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苦大仇深似的，我就准备审一审看，结果消息一出，赶来告状的一下子就有好几千人！我一看状纸，基本都是胡说八道，你们这些老百姓也太过分了吧？所以呢，以后别来找我打官司了，如果真有人神共愤的深冤大恨，迟早都会彰显的，到时候再来处置也就是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就别怪我对你们不留情面！”
接下来，告谕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庐陵疫病流行，百姓害怕传染，不敢接近病人，导致很多人一旦染上疫病，便会落入自生自灭的境地。王守仁的意见是：“你们这些无知百姓啊，胡乱相信传染的谣言，以至于病人往往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没人照顾而饿死的。治病救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诸父老以孝悌之道劝告子弟，大家都来认真照顾生病的亲人。做得好的人，本官会亲自登门拜访。如果有家贫买不起药的，政府负担药费。”
第三个问题：公差下去办事，倘若手续不全或有非分要求，百姓可以将他们绑到县衙发落；但如果人家手续完整、安分守法，却受到辱骂、刁难，只要被我查出，一定严惩不贷！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官民矛盾太深，民间怨气太重。确实在正德年间，各地民变愈演愈烈，民怨很容易就会演变为民变。
第四个问题：上级长官向民间借办银两，即各项摊派，导致民情激愤，前述《庐陵县公移》正是一例。王守仁并没有公然声讨摊派的不对，而是站在父母官的立场做劝导说：“摊派确实不是正法，只是上级长官为了应急而行的无奈之举。上官有了急难，你们做百姓的也应该积极想办法才对，哪能忍心坐视呢？还有人谩骂攻讦，这实在过分了！大公无私、一心为民，做长官当然该有这样的自我要求，但保全自身与妻儿之心也属人之常情啊。官也是人，你们这些老百姓不要对长官责望太过。难道我不愿意让你们安居乐业吗，难道我愿意搞各种摊派来难为你们吗？这都是时也，势也，我也是不得已啊！如今急难已过，我绝无再向你们追讨索求之理，如果有人要到你们头上，那一定是奸伪之徒打着我的旗号谋求私利。从今以后，再遇到下乡征收钱粮的，你们尽管带着他来县衙找我，我自有办法处置，你们可不能自己闹起事端来啊！”
第五个问题：治安。庐陵县内盗匪横行，政府无能为力，民间亦无防盗之法，王守仁因此推出了保甲制度：城内以十家为一个单位，称为甲；乡村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称为保。每甲每保，平时要讲信修睦，和谐共处，一旦有寇盗侵犯，务必互相救援。
这种制度源于管仲，使民、兵一体，作战的时候，每一个单位不是父子兄弟就是左邻右舍，熟悉程度高，协同能力强，齐桓公以此称霸诸侯。及至战国，商鞅变法在秦国施行了加强版的保甲制度，极大化了行政效率和作战能力。
以今天的概念来说，王守仁的保甲制度近乎一种民兵制，由政府协调，由民间自组，是一种权变应急的办法。不难想见的是，这种民间武装组织一定会招来皇帝的忌惮。幸而武宗是个顽童，幸而北京的高层权力斗争正如火如荼。后来王守仁领兵平乱，严行保甲，正是与庐陵知县的这段经历一脉相承的。
第六个问题：钱粮征收。文章所谓“水次兑运”，属于明代漕运术语。大运河是钱粮运转的交通命脉，沿河重镇设有粮仓，称为水次仓。里长、粮长需要协调百姓运粮储仓，但这件事过于耗损民力，后来制度有了改变，百姓负担运粮储仓的费用，由卫所官军代劳，称为兑运。运送钱粮是关乎地方官业绩的头等大事，过程中又少不得各种吃拿卡要，以至于里长、粮长每每视之为畏途。王守仁要在卫所军官和里长、粮长之间协调，让前者不苛求，后者不拖延，倘若后者再有拖延，那就严惩不贷了。
第七个问题：防火。亢旱天气，火灾流行，王守仁讲到自己昨天才视察了一处火灾现场，见失火者千余家，触目惊心。那么防火的办法，一要务虚，根据天人感应理论，王守仁斋戒沐浴，多做自我批评，暂停钱粮催征，赦免只犯了轻罪的囚犯，拜托山川社稷神灵高抬贵手，还请当地百姓平心静气别再打官司，免得心火助长烈焰。二要务实，火灾之所以容易蔓延，是居住密度过大的缘故，有人建议道路两边的民居各自退地五尺，连在一起的房屋各自退地一尺，这是个好办法。“但你们这些老百姓一向只顾蝇头小利，没有长远眼光，肯定不会有主动退地的自觉性。现在我跟你们约定，凡南北夹道的房屋，各自退地三尺，让宽街面；凡东西相连的房屋，每间让地二寸；每间屋出银一钱，作为在边巷筑防火墙的费用；沿街的房屋，高度不得超过一丈五六，厢楼不得超过二丈一二，违者必罚！”
这样一件事大体相当于今天城管拆除违建，怎么看都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道老百姓真的如此短视，不晓得过度密集的木结构建筑在火灾中的幸存几率微乎其微吗？症结其实在于，即便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远见，都知道火灾风险的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仍然是见缝插针——因为你退让了，退让出来的土地只会被旁人侵占，你平白损失了居住面积，火灾的隐患却丝毫没有降低。
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远见，为什么还会是这个结果呢？这就好比今天面对高房价，人人都知道只要所有人坚持三年都不买房，房价必降，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再如在一家蛀虫横行的企业，每只蛀虫都知道，如果大家再这样损公肥私下去，企业一定会垮，到时候自己不但黑色收益落空，就连白色收益也一道损失了。即便这样，他们非但不会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争取在大厦倾覆之前为自己多捞取一点好处。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非但不出于愚蠢，反而恰恰都是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抉择。
我们当然不能以博弈论思维要求王守仁，但是，让全县百姓人人拆房退地，可想而知，最后会由政府出面强拆，那时候会不会激起民变，政府有没有这份人力物力……每个环节都让人疑虑丛生。
第八个问题：调解军户和民户的纠纷。明代军制是卫所制，重要地点设卫，次要地点设所，军人另立户籍，世袭为军。所以明代户籍主要分为军籍、民籍、匠籍三种，军籍隶属于都督府，民籍隶属于户部，匠籍隶属于工部。尽管户籍各有隶属，但现实生活往往交叉。这次在庐陵县，军户和民户发生了纠纷，民户告到县衙，说军户常常欺压民户，政府实在有必要抑军扶民。
这类纠纷不论孰是孰非，都会很让地方官为难。王守仁以宣传教育为主，说了许多军民一家的道理，又讲到军户的负担其实比民户更重，生计更艰，请民户多多体谅，不要搞到这般对立的地步。
这些政策究竟收效如何呢？告谕的最后一段给出线索：“本官到任将近七个月了，身体一直不好，没能为你等百姓兴利除弊，中间还迫于局势，没少因为催粮催钱的事情打扰你们，实在有点过意不去。我马上就要进京朝觐了，来回大约需要半年，也不一定回来，所以就拜托本县父老好好训诫子弟，别再动不动打官司了，亲善和睦地过日子多好！”
这份告谕至少使我们知道，知县的工作何其烦琐，又何其无奈，种种具体事务并不是靠着一颗悟道之心就能够应付裕如的。退一步说，就算知县大人一举一动都能安心，但县里能不能太平、百姓能不能满意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据《年谱》的说法，王守仁治庐陵县当真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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