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1/2页)
帮派风格贯穿有明一代政治生活之始终，如同顽强的基因，并未随着太祖皇帝的驾崩而寿终正寝。幸而古代社会技术落后，中央集权的力量尚未臻于无孔不入的恐怖化境，的世界还只是个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伊甸乐园。如果我们可以把大明帝国想象成巨人握紧的一只铁拳，那么王与准就是在这铁拳指缝间侥幸偷活的一只小小的蝼蚁。
王与准谨遵父教，闭门读书，竟然渐渐读出了一点名气。乡里每有晚辈拜师求教，王与准便用一套固定的说辞加以推搪：“我没有师承，不足以教学。”
这在明代实在算不得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不妨以当时的大环境来推想王先生的深刻用心：晚辈求学，大多是带着功利心来的，无非希望在科举中博一个功名而已，而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尽管八股文只是文体之一种，本身无所谓优劣，但义理上必须固守朱子的性理之学，朝廷又是颁布标准儒经版本，又是删削《孟子》以免错误思想毒害世道人心，这重重枷锁，哪是僻居世外、无意仕进的王与准能够戴得过来的呢？一旦有学生在考场上答出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不但本人一生尽毁，必定还会带累师长，更何况儒家世代传承的大道哪能就这样削足适履呢？
待读遍了父亲留下来的藏书之后，王与准打点行囊，去四明赵先生门下学易。
赵先生深爱王与准的气节，将族妹嫁与他为妻，还劝他努力入仕。王与准的回答是：“昨日听您讲解‘遁世无闷’，我愿意终生奉行此语。”这真让赵先生既羞且愧，再不拾起这个话题了。
史料中的这段记载颇有西方神学所谓的“预表”意思，亦即为王阳明将来的“知行合一”埋下了伏笔。赵先生的易学修为显然较王与准的高，却有知而无行，可以讲解“遁世无闷”的哲学，践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功利主义；王与准才是“知行合一”的表率，并不把知识工具化，以知识谋功利，而是真诚地奉行自己所学得的道理。
“遁世无闷”是对乾卦初九爻辞的一句释义，是说君子即便身处无道的时代，即便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同，在避世隐居的生活中也不会有半点的寂寞与不快。
这样的道理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毕竟人类天生就是群居的生物，天生就渴望在群体中被接受，在同伴中被认同，接受度与认同感越高，快感也就越强。所以亚里士多德才有那句著名的论断：“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若不是野兽，便是神祇。”
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政治是用来适应群体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门技术。以今天的知识来看，“遁世无闷”彻底悖逆了人的天性，正如禁欲一般，需要靠着惊人的后天修为才勉强可以做到。赵先生明其理而未行其道，倒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想而知的戒烟失败者，但王与准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圣徒气质，感性一点的读者甚至可以想象出他脸颊上的大理石纹理，倘若他对女人也可以萌生略带狂野的爱情的话，那一定会是我们从里读到的圣约翰先生对简·爱的那种爱情。
人情所向，士大夫往往在失意的时候用“遁世无闷”的道理发发牢骚，做一点自欺欺人的努力。谢灵运有诗“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话说得偏偏这么漂亮。但王与准是个认真的人，真诚地在遁世无闷、不问世事的生活里潜心学易，除了赵先生的易学之外，闲来还会钻研一下先世得之于异人的“筮书”。
原本就是最重要的一部筮书，只不过儒家学者极力发挥书中的哲学义理，剔除了其中打签算卦的“不入流”的成分。但始终有一些人继续钻研中预测吉凶的法门，其心得体会著录于竹帛，便成为所谓的筮书，正统儒者通常对此不屑一顾。
王与准当然也是正统派的人物，拿这部筮书仅仅当作闲来的消遣，却没想到不知不觉间竟然真的掌握了预测吉凶祸福的本领，为人占筮，无不奇中。凡夫俗子们纵然对“遁世无闷”的儒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但只要听说哪里有百算百中的算命先生，一定“云集响应，嬴粮而景从”，就连县令大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邀请“王神算”入府。不堪其扰的王与准有一次终于当着县令来使的面烧掉了那部神奇的筮书，还放言道：“我王与准不是算卦先生，不能整天奔走公门谈论祸福吉凶。”
话虽然说得掷地有声，但后果可不是王与准一介平头百姓所能轻易承受的。为了躲避县令大人的打击报复，王与准逃进了四明山的深处，在一间石室里一住就是一年多。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廷搜求隐逸的使者来到县里，恨意未消的县令大人正好借机打击报复，进言道：“王与准因为先世死于国事，朝廷待之太薄，故此父子二人心怀怨恨，誓不出仕。”使者大怒，先去拘捕了王与准留在家里的三个儿子，继而不辞辛苦地开始搜山。王与准连忙遁向深山更深处，却不慎跌下山崖，摔断了腿，于是也不知幸或不幸，他被搜捕者带回了衙门。
使者见到王与准的伤势，又见他言貌坦荡，不免疑心事情另有蹊跷。详询之下，王与准这才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于是，不失良善之心的使者向王与准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如果您执意不肯做官，注定无法脱罪，不如让您的儿子代您入仕。”
培根尝言一个人结了婚就等于向命运递交了人质，这真是一句既悲哀且无奈的真理。王与准纵然置生死于度外，总不忍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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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风格贯穿有明一代政治生活之始终，如同顽强的基因，并未随着太祖皇帝的驾崩而寿终正寝。幸而古代社会技术落后，中央集权的力量尚未臻于无孔不入的恐怖化境，的世界还只是个虽不能及而心向往之的伊甸乐园。如果我们可以把大明帝国想象成巨人握紧的一只铁拳，那么王与准就是在这铁拳指缝间侥幸偷活的一只小小的蝼蚁。
王与准谨遵父教，闭门读书，竟然渐渐读出了一点名气。乡里每有晚辈拜师求教，王与准便用一套固定的说辞加以推搪：“我没有师承，不足以教学。”
这在明代实在算不得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但我们不妨以当时的大环境来推想王先生的深刻用心：晚辈求学，大多是带着功利心来的，无非希望在科举中博一个功名而已，而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尽管八股文只是文体之一种，本身无所谓优劣，但义理上必须固守朱子的性理之学，朝廷又是颁布标准儒经版本，又是删削《孟子》以免错误思想毒害世道人心，这重重枷锁，哪是僻居世外、无意仕进的王与准能够戴得过来的呢？一旦有学生在考场上答出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不但本人一生尽毁，必定还会带累师长，更何况儒家世代传承的大道哪能就这样削足适履呢？
待读遍了父亲留下来的藏书之后，王与准打点行囊，去四明赵先生门下学易。
赵先生深爱王与准的气节，将族妹嫁与他为妻，还劝他努力入仕。王与准的回答是：“昨日听您讲解‘遁世无闷’，我愿意终生奉行此语。”这真让赵先生既羞且愧，再不拾起这个话题了。
史料中的这段记载颇有西方神学所谓的“预表”意思，亦即为王阳明将来的“知行合一”埋下了伏笔。赵先生的易学修为显然较王与准的高，却有知而无行，可以讲解“遁世无闷”的哲学，践行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功利主义；王与准才是“知行合一”的表率，并不把知识工具化，以知识谋功利，而是真诚地奉行自己所学得的道理。
“遁世无闷”是对乾卦初九爻辞的一句释义，是说君子即便身处无道的时代，即便得不到任何人的认同，在避世隐居的生活中也不会有半点的寂寞与不快。
这样的道理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毕竟人类天生就是群居的生物，天生就渴望在群体中被接受，在同伴中被认同，接受度与认同感越高，快感也就越强。所以亚里士多德才有那句著名的论断：“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若不是野兽，便是神祇。”
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政治是用来适应群体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门技术。以今天的知识来看，“遁世无闷”彻底悖逆了人的天性，正如禁欲一般，需要靠着惊人的后天修为才勉强可以做到。赵先生明其理而未行其道，倒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可想而知的戒烟失败者，但王与准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圣徒气质，感性一点的读者甚至可以想象出他脸颊上的大理石纹理，倘若他对女人也可以萌生略带狂野的爱情的话，那一定会是我们从里读到的圣约翰先生对简·爱的那种爱情。
人情所向，士大夫往往在失意的时候用“遁世无闷”的道理发发牢骚，做一点自欺欺人的努力。谢灵运有诗“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话说得偏偏这么漂亮。但王与准是个认真的人，真诚地在遁世无闷、不问世事的生活里潜心学易，除了赵先生的易学之外，闲来还会钻研一下先世得之于异人的“筮书”。
原本就是最重要的一部筮书，只不过儒家学者极力发挥书中的哲学义理，剔除了其中打签算卦的“不入流”的成分。但始终有一些人继续钻研中预测吉凶的法门，其心得体会著录于竹帛，便成为所谓的筮书，正统儒者通常对此不屑一顾。
王与准当然也是正统派的人物，拿这部筮书仅仅当作闲来的消遣，却没想到不知不觉间竟然真的掌握了预测吉凶祸福的本领，为人占筮，无不奇中。凡夫俗子们纵然对“遁世无闷”的儒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但只要听说哪里有百算百中的算命先生，一定“云集响应，嬴粮而景从”，就连县令大人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邀请“王神算”入府。不堪其扰的王与准有一次终于当着县令来使的面烧掉了那部神奇的筮书，还放言道：“我王与准不是算卦先生，不能整天奔走公门谈论祸福吉凶。”
话虽然说得掷地有声，但后果可不是王与准一介平头百姓所能轻易承受的。为了躲避县令大人的打击报复，王与准逃进了四明山的深处，在一间石室里一住就是一年多。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朝廷搜求隐逸的使者来到县里，恨意未消的县令大人正好借机打击报复，进言道：“王与准因为先世死于国事，朝廷待之太薄，故此父子二人心怀怨恨，誓不出仕。”使者大怒，先去拘捕了王与准留在家里的三个儿子，继而不辞辛苦地开始搜山。王与准连忙遁向深山更深处，却不慎跌下山崖，摔断了腿，于是也不知幸或不幸，他被搜捕者带回了衙门。
使者见到王与准的伤势，又见他言貌坦荡，不免疑心事情另有蹊跷。详询之下，王与准这才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于是，不失良善之心的使者向王与准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如果您执意不肯做官，注定无法脱罪，不如让您的儿子代您入仕。”
培根尝言一个人结了婚就等于向命运递交了人质，这真是一句既悲哀且无奈的真理。王与准纵然置生死于度外，总不忍心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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