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第1/2页)
对名人的认同是一种很常见的、自然而然发生的划分内外的手段。徐爱向王守仁讨教王通、韩愈孰优孰劣，这又涉及一个心理学所谓认知一致性的问题：希望自己高度认同的人也会认同自己所认同的名人，譬如热恋中的女人总希望男友也会喜欢自己喜欢的明星，使彼此都能归属于同一个群体，即那位明星的粉丝群。
这种小小的归属感问题在今天常常引发情侣之间的矛盾：倘若对明星各有所爱的话，两人最直接的做法都是试图说服对方“你喜欢的明星是如何如何庸俗，而我喜欢的明星是如何如何卓越”。当然，“以理服人”在这种问题上从来不会得到令人愉快的结果，而最后只能是较弱的情感让位于较强的情感：如果对恋人的爱更强烈，明星往往会遭到背叛，反之亦然，而凡是以“求同存异”的理性光芒维系着恋爱关系的情侣，彼此之间往往缺乏牢固的感情纽带。同理，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徐爱的心态转变，只不过徐爱此时与王守仁所做的毕竟是一场学术讨论，后者还是要以理服人的，尽管从效用上而言这并不重要。
比较王通与韩愈的优劣，这在当时是一个关乎价值取向的敏感话题。明朝人推崇前代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翘楚，韩愈位列“八大家”之首。王通则是隋唐之际的一代名儒，隐居教授，仿儒家六经著作《续六经》。明朝知识界的风气是推崇韩愈而贬低王通——推崇韩愈，是因为欣赏韩愈的文章；贬低王通，是因为他胆敢续写六经，这分明是以圣贤自居的僭越行为，即便不算欺师灭祖，至少也算恬不知耻！凡是对王通有任何认同的人，一定有同样的厚脸皮，士大夫阶层理应群起而攻之。
可以预见的是，王守仁的评价当然是逆潮流而动的：“韩愈不过是个文学家，后人只以文学成就作为评判标准，这才把他推尊到那么高的地位，其实他比王通差得远。”
徐爱站在“常识”的立场上，以儒家“原心定罪”的传统发出质疑，认为王通续写六经，只是为了邀名，否则的话，自己写自己的书，阐述自己的主张，何必非要披上圣贤经典的外衣呢？
王守仁接下来发表了一番在今天看来很有点惊世骇俗的意见：“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虚文太多而实行太少，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如此了，所以孔子才做了删述六经的工作，只留下足以明道的核心内容，把纷纷杂杂、五花八门的说辞通通删除。后来秦始皇焚书，错就错在出于私心，又焚掉了儒家经典，否则的话，是与孔子删述六经一样的好事。秦汉以降，文学再一次兴盛起来，删不胜删，也只有本着孔子的宗旨筛选那些近于正道的文字，以期各种异端邪说自行消亡。我虽然不知道王通当初续写六经的初衷，但想来就算圣人复出也会赞许这样的做法。”
上述意见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一切必要的知识在孔子以前的典籍里一应具备，后人要做的只是传承罢了。当然，在王守仁看来，这些知识全部都是关于“至善”的道德知识，很简单，很直接。后人不应该再有任何新著作，不应该发表任何新观点，也不应该用铺天盖地的文学修辞淹没古圣先贤那至高至简的道德哲学。
诚然，倘若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只有天理，而天理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早已被孔子删述的儒家经典尽数揭示清楚的话，王守仁的看法完全顺理成章。
即便对传统六经，王守仁也不是尽数接受的。在他看来，《礼记》和等都出于后儒附会，《春秋》可以独立成书，不必依赖《左传》。所以我们看到王守仁论学一概在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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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名人的认同是一种很常见的、自然而然发生的划分内外的手段。徐爱向王守仁讨教王通、韩愈孰优孰劣，这又涉及一个心理学所谓认知一致性的问题：希望自己高度认同的人也会认同自己所认同的名人，譬如热恋中的女人总希望男友也会喜欢自己喜欢的明星，使彼此都能归属于同一个群体，即那位明星的粉丝群。
这种小小的归属感问题在今天常常引发情侣之间的矛盾：倘若对明星各有所爱的话，两人最直接的做法都是试图说服对方“你喜欢的明星是如何如何庸俗，而我喜欢的明星是如何如何卓越”。当然，“以理服人”在这种问题上从来不会得到令人愉快的结果，而最后只能是较弱的情感让位于较强的情感：如果对恋人的爱更强烈，明星往往会遭到背叛，反之亦然，而凡是以“求同存异”的理性光芒维系着恋爱关系的情侣，彼此之间往往缺乏牢固的感情纽带。同理，我们完全可以预测徐爱的心态转变，只不过徐爱此时与王守仁所做的毕竟是一场学术讨论，后者还是要以理服人的，尽管从效用上而言这并不重要。
比较王通与韩愈的优劣，这在当时是一个关乎价值取向的敏感话题。明朝人推崇前代古文，以“唐宋八大家”为翘楚，韩愈位列“八大家”之首。王通则是隋唐之际的一代名儒，隐居教授，仿儒家六经著作《续六经》。明朝知识界的风气是推崇韩愈而贬低王通——推崇韩愈，是因为欣赏韩愈的文章；贬低王通，是因为他胆敢续写六经，这分明是以圣贤自居的僭越行为，即便不算欺师灭祖，至少也算恬不知耻！凡是对王通有任何认同的人，一定有同样的厚脸皮，士大夫阶层理应群起而攻之。
可以预见的是，王守仁的评价当然是逆潮流而动的：“韩愈不过是个文学家，后人只以文学成就作为评判标准，这才把他推尊到那么高的地位，其实他比王通差得远。”
徐爱站在“常识”的立场上，以儒家“原心定罪”的传统发出质疑，认为王通续写六经，只是为了邀名，否则的话，自己写自己的书，阐述自己的主张，何必非要披上圣贤经典的外衣呢？
王守仁接下来发表了一番在今天看来很有点惊世骇俗的意见：“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虚文太多而实行太少，孔子的时代就已经如此了，所以孔子才做了删述六经的工作，只留下足以明道的核心内容，把纷纷杂杂、五花八门的说辞通通删除。后来秦始皇焚书，错就错在出于私心，又焚掉了儒家经典，否则的话，是与孔子删述六经一样的好事。秦汉以降，文学再一次兴盛起来，删不胜删，也只有本着孔子的宗旨筛选那些近于正道的文字，以期各种异端邪说自行消亡。我虽然不知道王通当初续写六经的初衷，但想来就算圣人复出也会赞许这样的做法。”
上述意见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即一切必要的知识在孔子以前的典籍里一应具备，后人要做的只是传承罢了。当然，在王守仁看来，这些知识全部都是关于“至善”的道德知识，很简单，很直接。后人不应该再有任何新著作，不应该发表任何新观点，也不应该用铺天盖地的文学修辞淹没古圣先贤那至高至简的道德哲学。
诚然，倘若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只有天理，而天理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早已被孔子删述的儒家经典尽数揭示清楚的话，王守仁的看法完全顺理成章。
即便对传统六经，王守仁也不是尽数接受的。在他看来，《礼记》和等都出于后儒附会，《春秋》可以独立成书，不必依赖《左传》。所以我们看到王守仁论学一概在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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