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第2/2页)
？此等事，我方有国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琐琐家务，汝等自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不致累我怀抱乃可耳。
习惯于公寓生活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大家庭的不易。我们从这封信里看到，一个妻妾成群、人员成分复杂的大家庭会如何使人劳神苦心。开篇特别强调“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亦即男人不能入内帏，女人不能入外庭。要禁止的是最难禁止的人性，稍有松懈便会制造出令人难堪的家丑。王守仁千叮咛万嘱咐，要正宪遵照自己当初订立的戒条，凡事都要与魏廷豹商议决策。
魏廷豹似乎并不是王守仁的门人，而是大管家一类的角色，王守仁对他寄予极高的信任。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人，即信里提到的保一、守度、保三、王祥、王祯等等，王守仁似乎有一万个不放心。
这些人，以及其他书信里提及的添服、添定、来介、来贵等等，或是王守仁的义子或王家的僮仆。钱明《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有一个推测：“阳明出名后，其老家余姚凡沾亲带故者，曾有不少人来山阴王府攀亲投靠，其中既有阳明几位夫人带来的非王氏成员，也有跟随正宪等人而来的族中之人，更有随身带来的家仆童僮。随着王府内各种人员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阳明对家事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以至常为身后事宜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如此不世出的雄杰竟然也会在家事面前一筹莫展，真让人感到复杂家庭关系的可畏。管家在这种时候总会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以接受雇用的外人身份来摆平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企业。但是，王守仁极仰仗的魏廷豹在后来的家庭纠纷中竟然鲜见记载，似乎全不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守仁在书信里关心着正宪的学业：“你守悌叔叔来信说你想准备科举，我担心你水平不够，最后会愿望落空。但你近来的学业进度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是否应举就由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既不阻止，也不强迫。钱德洪和王畿等人都是很值得你交往的，你应当多多亲近他们。”
正宪原本不必科考，因为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一岁的正宪就已经有了世袭锦衣卫百户的资格。当时朝廷给王守仁的封赏是“荫子一人”，而当时正聪尚未出生。据钱德洪记载，待正聪出生之后，正宪很为这件事高兴，于是辞去世袭职位，准备以科举谋功名。
我们当然很愿意接受正宪这个高风亮节的形象，但无论钱德洪的感受是否属实，正宪对科考的准备总是有的。王守仁在信里的这番叮嘱似乎也暗示出他对荫子问题采取了一种颇有几分蹊跷的不置可否的态度。倘若他在生前有所决断，指定的继承人无论是正宪也好，正聪也好，总可以免去后来的无穷纠葛。
信里叮嘱正宪的学业，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归结：“我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要算是王守仁对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了，也许在他看来，在将来注定出现的继承权纠纷重，无论正宪何去何从，只要“致良知”，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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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事，我方有国事在身，安能分念及此？琐琐家务，汝等自宜体我之意，谨守礼法，不致累我怀抱乃可耳。
习惯于公寓生活的现代人很难体会古代大家庭的不易。我们从这封信里看到，一个妻妾成群、人员成分复杂的大家庭会如何使人劳神苦心。开篇特别强调“内外之防，须严门禁”，亦即男人不能入内帏，女人不能入外庭。要禁止的是最难禁止的人性，稍有松懈便会制造出令人难堪的家丑。王守仁千叮咛万嘱咐，要正宪遵照自己当初订立的戒条，凡事都要与魏廷豹商议决策。
魏廷豹似乎并不是王守仁的门人，而是大管家一类的角色，王守仁对他寄予极高的信任。但是，对于家里的其他人，即信里提到的保一、守度、保三、王祥、王祯等等，王守仁似乎有一万个不放心。
这些人，以及其他书信里提及的添服、添定、来介、来贵等等，或是王守仁的义子或王家的僮仆。钱明《王家衰落的过程及其成因：王阳明家事辨考》有一个推测：“阳明出名后，其老家余姚凡沾亲带故者，曾有不少人来山阴王府攀亲投靠，其中既有阳明几位夫人带来的非王氏成员，也有跟随正宪等人而来的族中之人，更有随身带来的家仆童僮。随着王府内各种人员关系的日益复杂化，阳明对家事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以至常为身后事宜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如此不世出的雄杰竟然也会在家事面前一筹莫展，真让人感到复杂家庭关系的可畏。管家在这种时候总会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以接受雇用的外人身份来摆平一个盘根错节的家族企业。但是，王守仁极仰仗的魏廷豹在后来的家庭纠纷中竟然鲜见记载，似乎全不曾发挥应有的作用。
王守仁在书信里关心着正宪的学业：“你守悌叔叔来信说你想准备科举，我担心你水平不够，最后会愿望落空。但你近来的学业进度我也不太了解，所以是否应举就由你自己决定好了，我既不阻止，也不强迫。钱德洪和王畿等人都是很值得你交往的，你应当多多亲近他们。”
正宪原本不必科考，因为早在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一岁的正宪就已经有了世袭锦衣卫百户的资格。当时朝廷给王守仁的封赏是“荫子一人”，而当时正聪尚未出生。据钱德洪记载，待正聪出生之后，正宪很为这件事高兴，于是辞去世袭职位，准备以科举谋功名。
我们当然很愿意接受正宪这个高风亮节的形象，但无论钱德洪的感受是否属实，正宪对科考的准备总是有的。王守仁在信里的这番叮嘱似乎也暗示出他对荫子问题采取了一种颇有几分蹊跷的不置可否的态度。倘若他在生前有所决断，指定的继承人无论是正宪也好，正聪也好，总可以免去后来的无穷纠葛。
信里叮嘱正宪的学业，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归结：“我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这要算是王守仁对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了，也许在他看来，在将来注定出现的继承权纠纷重，无论正宪何去何从，只要“致良知”，那么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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